【专家】杜国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内陆自贸区的作用与使命》

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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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区不是个新事。无论是上海也好、天津也好、广东也好,很早就提出来了。甚至说十几年以前就有了概念。我们在天津自由综合保税区港区提出来的时候,就有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说法。我个人知道天津是在综合保税港区提出来之后,就立刻着手研究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事。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自由贸易园区或者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事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我想这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

三大转变

自从我们入世之后,无论是外贸也好、外资也好,在整个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上,我们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去35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开放的不同阶段,可以说享受了开放的红利。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这是在1990年的时候,就是20年以前,我们亚洲和我们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个贸易流量。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传统的贸易伙伴比如美国,比重在下降。但是我们在向西的主要方向上,包括亚洲和非洲、亚洲中东、亚洲和欧洲、亚洲和独联体比重都在不同程度地上升。我们面临向西开放的大趋势的转变,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带一路”也好,内陆开放也好,所面临的一个趋势。这也凸显了为什么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包括加强内陆和沿边开放,向西开放的这样一个大环境。

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着几个转变。第一是我们从贸易大国向强国的转变。我们在贸易当中大而不强,现在特别是在今年我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一些传播的占份额比较大的贸易形态上,都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特别是我们的加工贸易,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富士康。

引用一个国外的学者研究,就是说在iPhone和iPad整个比重当中就可以看到,在这么大的一个饼上,我们在iPhone上占了1.8%,在iPad上占了2%,基本上就是工资,劳动力成本。

今年在加工贸易上,山东富士康打了一个喷嚏,面临很大的问题,整个问题就比较严重。这可能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面临着结构转换和升级的问题。

除了产业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规则的问题。今天专家谈了不少,收获也比较多。最重要是我们作为第一大的外商投资国、第三大的对外投资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是现在基本上被排除在三大贸易谈判之外。这就是我们像TPP这些面临一个规则转换的问题。

关于这个规则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争取,不能当规则的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但是围绕着规则的竞争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是针锋相对。包括奥巴马指出中国希望制定规则,但是我们不会让中国这样参与到这个规则当中来,毫无代价、理所当然地参与到这个规则当中,这里面有一个规则和标准竞争的问题。也就说刚才专家教授提到的关于公平贸易的问题等等。

第三个转变是从我们的生产优势向新优势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传统要素的成本上升,这逼迫我们向新的领域转型。而且从2007年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实际上在我们整个GDP的增长过程当中,其贡献度是在下降的。这说明我们的技术创新,或者是转型升级附加值高的这个产业的引领作用,实际上在削弱。这和我们以往相关的一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决定了我们下一步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需要调整我们的规则,需要调整我们的政策。真正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向内生型转变、向要素转变。

核心问题

在整个转变和大形势之下面临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十八大提出的,从全面提高开放性经济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进一步深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问题。

我理解这个新体系是涵盖了我们整个的开放结构水平和方面领域。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放性经济体制,关键是着眼于制约我们开放性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因素。关键是要促进这种国际国内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市场的深入融合以及规则的转换方面。

我们知道整个自由贸易园区,刚才我们的专家也提出过,有一个大小之分。我们曾经也确实有过规范的说法。像商务部和海关总署都有关于自由贸易园区的一些统一的说法。我们怎么理解自由贸易园区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和世界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这个说法是有差别的。

这里我引用了一个《英国金融时报》对世界前50的自由贸易园区或者港区的一个排名。无论排名高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这些自由贸易园区基本上都是发展中或者是转型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园区很少,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自由贸易园区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在经济转型或者在经济政策不平衡的情况下的一个特殊经济区,这也是自由贸易园区的定位。

我们可以看阿联酋自由贸易园区。我们经常把迪拜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园区的范例来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高开放程度,自由贸易园区恰恰是和它整个国家对外资、外贸的管制程度,是有很大反差的。在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当中、在阿联酋当中,对外贸易是限制很严的。单独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在里面实现特殊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和我们国家为什么定名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我们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目的不仅仅是在区域内实行和区域外的差别化政策,重点更在于我们要通过在这个区域内的试验,产生复制推广,最终实现我们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东西兼顾、平衡全面的开放,而不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这是整个自由贸易园区建立的不同思路。

四项定位

从整个发展情况来看,自由贸易园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或者方向,结合我们整个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和新形势,我想有这样四个方面可以兼顾。

一是按照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总的目标,我们在开放经济新体制当中,国务院提出了四个意见,主要是四个方面,包括建立起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建立与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全方位东西双向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以及以产业区委、营商环境和规则环境这个为主导的这种新的竞争优势。

二是专家也提到了对应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三是服务贸易。

四是建立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内陆比较

我们做了关于内陆开放的一个基本情况的梳理,选择了15个副省级的城市,包括西安、武汉、成都在内的一些内陆重要的核心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内陆城市实际上并不是很差,如果从省的概念来说,东西来看,可能存在差距。但是如果拿出单独的城市来看,在一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上,有一些城市还是有非常好的基础。

在外资、外资余存度和吸引外资上,刚才我们院长也提到,包括成都,无论是在利用外资的水平上,还是对外资实际的总量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外资的贡献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成都作为中西部地区来说,都是排名比较靠前。

在整个驱动因素上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衡量。像工业用电量、人均的道路面积,也即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上,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可能发展几个核心城市,包括成都、济南、哈尔滨、西安这些都比较靠后。创新因素、高等院校的数量、大学生数量、科技投入的强度,我们看到,像西安、成都都有非常好的基础。城市的宜居环境,成都在所有副省级城市当中排名是第一的,这个是引用了亚行关于城市宜居水平指数的数据。整个开放平台的建立,我们说开放时间比较晚、开放平台数量比较少是中西部面临一个主要的问题。副省级税收优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像一些发达地区,例如广东,它外收的实际营业税率是比较高的。相反在一些开放水平差一些的地区,这个税收优惠或者是税收幅度反而是比较小的。这也印证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思路,是不是税收优惠的洼地。真正经济开放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并不一定是税收比较低的地区。包括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设、金融的支持,我们都有一个梳理。

四点建议

总的来说,我们提了四个在内陆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

第一是要推动形成开放性的格局,主要是发出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是完善内陆开放的新机制,主要是破解体制机制的难题。

第三是形成开放的新用户,主要是发挥枢纽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主要是走出去的问题。

第四是内陆开放的动力在哪儿?

三点体会

综合整个我们参与方案形成的过程,我提四个方面的体会。

第一我觉得现在自由贸易这个方案也好,申办也好,面临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所以说是选最好、最合适的标准问题。还有对一些试验田的标准,试什么不试什么。有一些在方案构建当中,或者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遇到很多实际上操作的问题,比如说负面清单设立之后,怎样认定这个东西属不属于负面清单?谁来认定?这有一些体制的问题。

第二是约束和利益问题,现在地方上讲规则,现在大家往往想选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行使,包括刚才提到的竞争中立、政府透明度,我们自我约束的这些规则设计上,自我要求的程度不高。

第三就是供给侧的改革,主要是像人才这些要素,包括服务贸易的制约要素的设计,我想这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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